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关于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枢密使制度，近二三十年来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枢密院之机构沿革、职权运作乃至长官任用资格，对于宋代中书、枢密的相互制约，都有详尽的讨论 [２] 。论者通常指出，枢密院为典兵之所，而宋代乃多以文臣为长贰 [３] 。自北宋中期，即认定这一作法为太祖、太宗朝的创设，视之为“祖宗成规” [４] 。尽管就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宋初的实际状况，比人们以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要厘清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把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而且，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历史上官僚政治制度的建设、存在与发展，事实上是与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相关的、多种因素交错互动的社会过程；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调整建构之中的。把握制度运作更革过程中的阶段性环节，即成为我们认识该制度的关键所在。

本文所特别关注的，是“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一变而任用亲信僚属，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却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机构逐渐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