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教育的问题。他们所受的仍然还是十九世纪文学理论指导，即使有一点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们对现当代文坛上那种形式刻意的用笔追求或平淡自然的风格失去了反应。这是与时代脱节了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一种“当代”。当漂亮的东风卫视主持人问起现当代的诗歌是什么的时候，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很认真地说，都在流行歌曲里了。我们不想承认，但却是一个无法面对而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有网友说，“在北京大学，金庸研究这门课程是本科生通选课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对教师来说，如果不积极地从大量的书籍和资料里汲取有益的营养，不去认识它们，研究它们，批评它们，为学生的阅读设立一种框架和范式，那么，在现当代这块学生接触最多的地方，我们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有价值的引导和提升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思索并需要予以回答的。网吧，暴力，色情，究竟应该在课堂上如何有一个积极而健康的引导？来自于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和社会的真实情形，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对事物的认知和处理能力？并又如何去启发和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想象力、创造力？……这些问题其实现在都是很切身和紧迫的。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教材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金庸小说进课本引发起强烈的争议其实并不奇怪。在此之前，关于《背影》等文章引发的争议，再往前推溯，关于语文教材中政治领袖的文章删减的问题都给人很大的震荡。其实越来越多的教材事件，如刘翔事迹进入小学教材，周杰伦《蜗牛》入选爱国歌曲，罗大佑歌曲入选《大学语文》诗歌篇等，都极其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球。语文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几十年的沉睡期后，越来越引发一场场深度的地震。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的确，一种教材盘踞几十年的局面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僵化的模式在今天其实已经被打破。那种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抒情模式，鲁迅式的一枝独秀，或者是单调的阶级斗争模式都成了过去式。语文教学现在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日益复杂的情势，语文教材的编写，具体篇目的增删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对未来的教学产生强烈的暗示和影响。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面孔进入我们的语文视野，至少，教材可以不全是所谓的正面文本。
　　“什么是语文”的问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长期矛盾中，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眉目了。但正如历史所讽刺的“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一样，实践中的语文随着时代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了。语文课堂上不仅要让学生感知、理解和欣赏语言，走进一个设定的语文世界，也不仅仅是感受那些抽象的甚至是飘渺的文化意识，首先语文需要作用的是学生——活生生的社会个体，他要面对和处理一大堆知识与信息及由此伴生的心理焦虑、痛苦和迷茫。教育或教师必须面对和正视这些困境，否则，一切的言辞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语文教学需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在一次次大的争论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参与已经渗透到学校里面来了。在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今天，当社会的“狼”真正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何以待之？此外，随着为语文注入活力的因素的不断增加，教师必须学会处理比备课和上课更复杂的、更繁富的内容，并且要学会与社会及舆论相沟通的能力，还要思考他的教学所可能给学生或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切都预示着，挑战正向我们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