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系统。对于这个“隐逸”文化系统，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壮观的，熔铸出了发达的隐逸文化，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更多的是注意到了它的消极方面的影响，从而对它抱着批评与否定的态度。早些年安徽合肥街头的宣传广告上也鲜明地打出了反对隐逸与世不合作的态度，似乎隐逸与今天的时代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和公共意识是不合流的。其实，隐逸文化所倡导的张扬个性自由与凸显人格精神风范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很多读者，包括研究金庸小说的北大孔庆东博士都注意到了金庸小说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武功高强者并不是那些饱有学问的读书人，而是对知识的拥有并不多的侠者。（《金庸评传》）其实，隐逸文化在士人中的发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例证已经很多，对武侠小说来说，金庸笔下所塑造的就不可能是其他的类型。有研究者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有‘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导引，儒释道等各自产生系统的隐逸理论也就成为了可能。”（徐青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被排斥的系统。

　　应当说，武侠小说的道路并不平坦。为了为金庸造势，评论界有人将金庸的小说如何如何地拔高，说他运用了多少的现代尤其是五四以后新小说的创作技巧，我想，这种用心在读者看来都很难被认可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是，那些改写金庸小说风格的评论家一是常常被所谓的正统的评论家所排斥，另一个就是，即使这些评论的术语也仍然是庙堂文学的操作系统。
　　“中华武侠文学网”《显影武侠——淡江武侠网开站宣言》对“这样影响深远的武侠小说却在文学批评、研究领城中被长期忽略，始终处于妾身不明的暧昧地位”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主要是在作家活动方面，几乎绝大部份的武侠作家都不曾参予一般文艺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使得武侠作家与一般文艺作家之间缺乏交流互动的空间，成为两个独立互不相涉的世界。而在与掌握了文学主流传播与发行管道的副刊编辑、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不包括武侠小说的专门出版社）的关系上，武侠作家几乎都远不如一般文艺作家来得密切。”“至于武侠作家与学院派文学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就更疏远了。”
　　还一个引起争论的怪兽是，所谓雅俗之间的问题。有部分读者抵制金庸的作品，认为其作品迎合了普遍的大众阅读心理，带有极强的“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甚至带有极强的市场操作行为，因而不能进入课堂。其实，任何一类的作品都有高低之分，不独武侠小说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其作品有多少文化和文学的内涵。不问青红皂白，见到“武侠”二字即棒杀，都是失之于粗浅的。而所谓的雅文学，主要是指五四以后出现的为生活、为人生的作品，即所谓严肃文学。其实文学的雅俗本不在表现的题材或体裁上。不能因为金庸的小说所写的是处于江湖的隐秘世界，我们似乎就可以当然地将其归类于俗文学的范畴之内。
　　执着于金庸作品，有人甚至为金庸作品进入诺奖而建言，认为金庸小说达到了一般的严肃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度。一是小说博大精深，取材广博，场面宏大，描写精深，为中国历代小说中所罕见。二是小说成功地探讨了人性的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并将佛儒道思想精华熔于一炉，悲天悯人，劝人为善，和平相处，开人胸襟。三是小说语言优美而自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言、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小说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间而又能雅俗共赏。其文笔之精练老到，充分发挥汉语的特长，富于表现力、节奏感和音乐感。
　　这些评价虽然还带着不少依靠正统批评术语的虚拟比附的内容，而对于金庸小说里的“民间话语的不同成分缺乏有效的辨析，它里边积极的东西常常是被层层携裹在种种污垢之中”的情形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正如有人所说，“即使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视角对之提出非议，即便我们可以不满足于它（金庸小说）对这些潜藏着诸多人性的正常需要的阐释方式，但它也至少是在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应该怎样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内涵，在同样维护这些合理成分基础上而建立起一个更有效的同生命之间的对话系统呢？”（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二）显示层：金庸进教材，挑战的意味有多浓
　　当然，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我们更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是，教育是什么，教育究竟可以做什么，教育的功用有多大。
　　教育是什么，在很多人的心理上，似乎是极其高尚而神圣的，不能有丝毫玷污。但现实中的教育却是现实的，似乎并不神圣，于是他们就将对教育苛责的怒气转向了金庸，金庸进教材便成了部分网友网络宣泄的出气筒。教育在任何时代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那些带着烂漫情怀的读者自以为教育就是将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内容教授给学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
　　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语文教学即使是言语论的倡导与主张者都要正视的问题是，传统语言与西式语言的对抗性问题。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很多人似乎已习惯了夹杂着口语与欧式风格的白话。在近期的文白之争里，我们还看到不少人对文言的排斥的态度。在有些人看来，文言已经蜕变成了第二语言，是与母语不同的一个外在的语言系统，已经淡出了当下的社会生活视野。而且，有些人试图论证当代白话里因含带了文言词汇而没有必要回过头来进行所谓的文言教育，甚至有些知名的专家如王尚文先生在编写有关读本时也没有给文言留下一点余地。在摈弃了文言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很难想象的是，有朝一日文言的幽灵还会卷土重来。下面的看法确实要引起语文专家和教师好好思索的。
　　有网友说，“白话文在1949年后……可分为欧式白话和传统白话……前者对中国古文继承较少，关联词和形容词极多，句式长而复杂，欧化很重……大陆有很多专业作家深受这种文风熏陶。而后者继承传统文言文的特点较多，并向西方学习了不少表达技巧，也有欧化，但还是以短句为多，表现出来行文平易朴实，句式简单。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行文方法，甚至以为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写的词句。金庸小说正是后者代表。”又有人说，“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传统写法中属于取巧行径，显不出才气和手段。金庸深谙中国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