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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 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 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 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 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 情他们，爱他们。早在４０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 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 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８０年代，汪曾祺大量的人道主义作品见出他那种无法遏止的激情，他好象要 张开自己柔弱的双臂，去将生活紧紧拥抱。小说《徙》记录着一种深长的沉痛，高 北溟因地位的卑微，４代没有飞出东街租来的那所百年老屋，连差一点“欧化了” 的女儿白雪也没有能飞出去，后来白雪死了，再后来高北溟也死了，只有他亲手写 的对联“墨写的字迹还很浓，很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谁知道这其实 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呢？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说汪曾祺是当代最擅写人性 的作家。《受戒》，这篇“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的小说，却“是我这样一 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受戒》出现在１９８０年秋天，无疑 给刚刚从忧伤、迷乱、喧狂中跋涉过来的中国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种震动不是 喧哗的，浮躁的，而是深入的，切肤的。《受戒》写的是一个少男少女初恋的故事， 却何止只是一个初恋的故事。明海、英子的聪慧、纯真以及他们健康的恋情，是一 次人性美的展示。在文学失落了许多年的芜杂中，汪曾祺率先唤醒了这种美，这种 爱，唤醒了文学的人格力量，他把这种人格力量赋予了一对水灵灵清纯可掬的少年， 见出他是对生活爱到了极至，这种爱，可以叫冰山化成春水，是一种无怨无悔、包 容一切的爱。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 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他甚至相信， 美育，可以医治民族创伤，他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 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汪曾祺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世间的情义，哪怕是点滴的， 稍逊即逝的，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 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 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他 见到钓鱼台柳树上的铁蒺蓠竟有切肤之痛：“原来的铁蒺蓠有的是在柳树上箍一个 圈，再用钉子钉上的，有一棵柳树上的铁蒺蓠拆不净，因为它已经长进树皮里拔不 出来了。这颗柳树就带着外面拖着一截的铁蒺蓠往上长，一天比一天高。这棵带着 铁蒺蓠的树，是‘四人帮’作恶的一个历史见证。似乎这也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一通折腾之后的中国人。”至诚至烈。他甚至因为自家楼道里一个小伙子打了看电 梯的小姑娘一个耳光而十分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 　　
　　汪曾祺的这种小心呵护的状态愈到晚年，愈接近宗教式，《牙疼》中记叙了这 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 正摔在我的脸上。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牙齿都被 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跟斗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 他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走吧！’对这么个 人，我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即便是《八千岁》中那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 宋侉子，如此俗鄙之人，汪曾祺竟也赋予他超然大气：他把钱花在情人家里，“朝 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浓，钱袋却瘪了，宋侉子“就说一声， ‘明天我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乌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 分开时，潇潇洒洒。” 　　 
　　不仿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话：“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 我的时侯，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 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和谐美 　　 
　　有评论家从意象上概括汪曾祺是“美丽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美，美在和谐。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 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散文《午 门》中，记述了他夜晚独自站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惧寂满天繁星的况味：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 温暖，则世间温暖。 　　 
　　所以，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 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 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 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的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 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他认为《论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 曾皙（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暮春，春服既然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他在《〈戏联选 萃〉序》中，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对联：“化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 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