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 
　　1997年5月28日。 　　 
　　风很清丽，掠过八宝山的每一个树稍，树稍咧咧地作响。 　　 
　　不绝如缕的《天鹅》曲，象一片忧伤的云，在蓝色的天空中流淌；又象是一叶 孤独的白帆，随着水波愈行愈远。曾祺先生就在这片云中，就在这叶白帆中，他远 行去了。 　　 
　　红色的玫瑰，黄色的玫瑰，它们被摘成花瓣雨，纷纷飘落，它们覆盖着那个平 静的躯体，成为他的披肩与霓

与霓裳，就这样，飘着云，踏着海，去了。
　　曾祺先生一生步履从容，却在人不经意间猝然而走，这好象应证了他一生不愿 惹人麻烦的性格。 　　 
　　曾祺先生总是对我说：我死不了的，你放心吧。７０岁时他写道：“看相的说 我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 行。”他真的连自己都没有准备以这样突如其来的方式告别大家。好比我们以急促 的脚步赶至海边，茫茫天边，只剩了白帆远影。 
　　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汪曾祺一生，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是被 十分随意地卷来抛去，在诸多的芸芸众生的故事中，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平常老白姓 的角色，他甚至认为，“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 淡了。”尽管他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沈从文流露过他要自杀；１９４９年以后很长 一段时间，他也曾陷入过深深的苦闷，乃至晚年，曾经一度难以摆脱沮丧与无奈， 但他最终接受了现世生活的全部，且显得波澜不兴。 　　 
　　这决定了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长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别敏感于生活的 细节。他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来看待并关注生活的冷冷暖暖。终于苦涩地感 到什么叫庸俗的赵宗浚（《星期天》），“跟着谁，傍着谁，一心甘当二路角”的 云致秋（《云致秋行状》），世代没有能力飞出去的高北溟（《徙》），都给他带 来过无尽的感慨与忧伤。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就象他对我说过的：没 有生活的启发，我就写不出。 　　 
　　弥作珍贵的是，汪曾祺没有沉缅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在混沌的沧海 世事中，世俗一次次洗尽铅华。读过《日规》、《云致秋行状》、《异秉》、《落 魄》，你不得不沉浸到百味人生中去。清贫勤俭而性情孤僻的学者蔡德惠死了，严 格方正、不讲情面的高教授“心里很难受”，照例每个星期六晚饭的汽锅鸡他一块 也没有吃，高教授忽然想到：“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 《日规》）；云致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一生甘当二路角，这样一 个老实人，竟也最后无奈于外在的巨大压力，在晚节上留了一点点污点，郁郁而终。（《云致秋行状》）；还有因为萎琐而丢失了‘票友’风度最终沦落到连“很疼爱 的这位新娘子”也丢失了的扬州人，以及靠着势利使那个女人“分明已经属于南京 人了”的“当行的白案师傅”南京人，汪曾祺将精深的人生体验赋予了自己的文学， 也传递给了读者。　 
　　汪曾祺在一个小说里的女主角被定右派时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汪曾祺自己被定为右派回到家对爱人说“定成右派了”，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 笑的。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这时他却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的名 言：“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许多人以为不可靠，汪曾祺 说他以前也不相信，临刑之前，怎还开玩笑？但当到了自己也亲验的时候，“相信 这是真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 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 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 汪曾祺》扉页上题词： “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 倦着一个打着瞌充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 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 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 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萎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 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 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 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他 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 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 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 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 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 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 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 散文里一再提到曲原，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 　　 
　　汪曾祺《自报家门》中写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 人道主义。”他说很喜欢宋儒的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汪曾祺这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极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生于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他认为父亲是他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随便的人。这位富同情心、能 平等待人的父亲在儿子十几岁时就允许儿子与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父亲说：“ 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就连当年的曾祺写情书，父亲还会在边上为他出谋策划。 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 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