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底的一天,我在北京大学民主楼演讲,刚从讲台上下来,就有一位女同学过来献花,主持人赵白生博士打趣说,你该早点嘛,刚才韩先生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该上来。女同学腼腆地笑笑,说她是北大三晋文化研究会的,随后又说,过两天山西话剧院要在北大新建成的百年礼堂演《立秋》,问我能不能去看看。我笑着说,就凭这一束鲜花,我也要去的。
11月29日晚饭后按时前往。未开演以前,那场面先让我吃惊。原以为那位北大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女同学,是怕家乡剧团来了冷场才邀我去的,没想到那么大的一个礼堂满坑满谷全是人,我拿的是嘉宾请柬还差点找不下座位,亏了话剧院的贾院长认出我才安排了个座位。须知这不是什么义演,是卖票的,最高的票价要八十元一张。场面虽说热烈,心里还是没有谱儿,多么好的一出戏,竟这样吸引北大人?及至看罢,方才知道,端的是出好戏,还是北大人识货。
大幕开启,一股肃杀的秋寒之气从台上腾起直逼台下观众的心里。经历了一场商场厮杀也是经历了一场人性搏斗的晋商丰德号总经理马洪翰,一位魄力、能力都有却时运不济的山西汉子,身着灰蓝色长袍,颈绕一条长长的围巾,于飘飘黄叶间,携着一个稚憨的小孩,从重重宅门里踱出,喃喃自语:“立秋啦!早上立了秋,晚上凉嗖嗖……”这一声感叹或者说是哀叹,一下子就把时序推到了多少年前,推到那场惨痛的商场厮杀也是惨痛的人性搏斗之中。
沈阳告急,徐州告急,广州告急,上海告急,一封封加急电报接踵而至,起初还硬顶着,自以为胸中自有百万甲兵,转手间不难筹措百万现金,及至天津分号经理张克明带着烧损了的丰德号牌匾跌跌撞撞地进来,而与此同时,彼得堡的欠款和山西省政府的借款全打了水漂儿,马洪翰方才醒悟,马家的百年基业即将毁于一旦,最难违拗的不是人情而是时势。即便如此,这自负的汉子仍不愿意承认眼下的失败,就是卖掉祖上的大宅院也要平息蜂拥而至的挤兑风潮,维护晋商纤毫必偿一诺千金的信誉。对副总经理许凌翔的失望,对许凌翔之子许昌仁的痛斥,对总号掌柜赵成才临危背主的鄙弃,在在都显现了他刚毅的个性,天塌下来敢擎起的魄力,还有晋商诚信为本的传统品质。种种骤致的变故,与种种应变的举措,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戏中必破之题。最后老太太拿出地下金库的钥匙,挽狂澜于即倒之际,销锋镝于飞来之时,虽说几近儿戏,无论是对这场数百年来没有的变局来说,还是对这场几十个人正在演着的戏剧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然的收束。即便违拗历史,也不能拂了观众的一片热心。
含着几次拭去又流下的泪水,我踱出剧场,走在依然人来人往的北大校园里。我走的很慢,我在想着这个戏的玄机,它的奥妙究竟在哪里,怎么就能一次又一次赚下我的泪水。
写过《李健吾传》,我熟悉中国话剧那艰难而又屈辱的历史。八十年前,就在北大旁边的清华园里,一位名叫王文显的教授,在外文系的教室里,播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话剧的种籽。土地贫瘠,挡不住苗儿茁壮,陈铨、李健吾、张骏祥、曹禺,连同杨绛(曾在外文系上研究生),均可说是出自王先生的门下。现在的人或许要感到奇怪,外文系怎么会教授现代话剧。这么说吧,中国一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品种,莫不是西洋的种籽在中土开放的花卉,戏剧也概莫能外。惟一的契机或许是,身为外文系主任的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话剧作家,用英文写话剧的作家且在美国曾获得不低的声誉。这样一个美好的开端,往后却是那样一个艰难的途程。
奥尼尔(Eugene O’Neille),我想到了这个美国大戏剧家的名字,如果没有你、没有你的《琼斯皇》,中国的话剧该是自样的一个舒畅的辉煌。然而我也知道,没有你、没有你的《琼斯皇》,至少好几个中国的剧作家就失去了依傍,也就难以有当初的成就与后来显赫的声名、尊崇的地位。1920年《琼斯皇》问世,1928年中国就有了洪深的《赵阎王》,又过了八年1936年就有了曹禺的《原野》……不管别人怎么看,中国现当代话剧作家中我最服膺的还是那个山西人李健吾。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戏也会写戏的戏剧家。
《茶馆》不是最好的吗?冥冥中一个声音问。你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实话。那我就说了吧。那同一场面(茶馆),三四个时段(清末、北洋军阀、民国)的结构,你说它是文明戏也行,你说它是活报剧也行,退一步,你把其中的一个时段拉出来说它是个独幕剧我也能接受,但你要说它整个儿是一出话剧,我只能仿照古代的耿介之士那样说句:碍难从命。它的演出效果之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演到哪儿火到哪儿,什么时候演什么时候火。可你知道吗,那叫人抬戏,是人艺的演员演的好,不是剧本写的好。从未听说全国别个话剧团演过《茶馆》就是一个不算有力的反证。
这些年,多少话剧在演呀,这个奖那个奖的数都数不过来,不用冥冥中的提示,我都会想到这儿。真想多说几句。还是别说了吧。我知道我能说出什么话。获奖之日,即停演之时,是绝大多数剧目的归宿,怕也是谁也不好否定的事实。
《立秋》, 还是说我们的《立秋》吧。据说这也是山西打造文化强省的一个项目。同样的出身,却给了它一个不同样的品质。它承载的东西是明确的,就是要再现大约百年前山西商人的辉煌业绩,弘扬那业已消亡了的晋商精神。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让多少没出息的山西人底气十足,又让多少有作为的山西人颜面丧尽。一个神秘的异数,一个倒塌了的巨无霸,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该喜还是该悲,让你无从言说。我不知道起主导作用的是领导者的魄力还是借助了外力,最终体现的是山西剧作家与演员的辛苦,是他们完成了这个集体的创造,给委靡不振的中国话剧舞台上吹来这么一股强劲的秋风。
且不说演员的才能,剧本先就编的好。表现晋商的业绩与精神,没有写他们如何艰苦创业,如何大展宏图,而是选取了他们走向败落的一段史实。若是前者,写的再好,演的再好,极有可能是一出闹剧。成了后者可就不一样了。这是一出悲剧,人人都处在无可逆转的历史变局之中,再能干再善良再委屈,都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不顺应时代潮流,不改变固有的经营模式,地下金库的黄金再多终有用尽之时,许凌翔基于情感回来还会基于理念而离去,等着马洪翰的只能是秋风中喟然叹息与凄然离去,“后来呢”的质问虽出诸孩童之口,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历史命题。
编的好也演的好的,是剧中的情。许多这类戏剧所以失败,不是他们不懂得以情动人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太懂得了,太懂得就难免轻慢,他们把情当作 [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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